因此，笔者建议，忽略不计应限于行政机关主动对瑕疵进行了有意义的补正之情形。

二、美国财政宪法的文本奠基 革命和战争本身的成本是巨大的，到独立战争中后期，大陆会议发现自己于1776年发行的纸币变得一文不值，以至于值一个大陆币成了美国俚语的一部分，意思是一文不值。但召开制宪会议的提议因为需要太多政治行动者的协调行动而未能落实。

这种有益的忽视使英国与它的北美殖民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关系，直到托利党政府加强了对北美的管控和征敛。如果说汉密尔顿所看到的债的法锁功能还只是把国家和本国公民绑定在一起的话，他所确立的不成文宪法—合理负债原则—则使美国慢慢同时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美国已经通过背负外债使得它的主要债权国都不希望看到它穷得还不起债。这实际上有效地迫使了国会去监督国家的财政部长。这是我们讨论美国新的财政宪法的前提。但这种国家财政模式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首先是人民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国家往往从纳税人那里索取甚多，而纳税人得到的只是基本的安全保障。

作为一个避免作出道德或政治判断的法律人，第一个提交书面意见的兰道夫并没有讨论设立国家银行的好处或坏处，而是纯粹从宪法文义出发，讨论了支持和反对设立国家银行的各种解释方案，指出反对意见可能更符合宪法。[25]显然，邦联条例的宪法安排缺乏一个执行机制，一方面，它自身是一个名义上议行合一、实则议而不行的机构，邦联条例并未建立邦联层面的行政和司法机构。（2）以合众国之信用借款。

[59]欠债与富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汉密尔顿那里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了。盖乐庭对偿债基金的重组、强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有债必还形象。[30]不仅如此，邦联也没有规制商业的权力，导致一方面无法为自己造血，另一方面没有办法形成法律机制来促生统一的市场，协调各州的经济利益。国库收入由各州依其境内之土地价值比例分摊之。

实际上，汉密尔顿的报告在很大程度借鉴了莫里斯报告的内容，而莫里斯在起草这份报告的时候也听取了汉密尔顿的意见。美国《宪法》第1条中涉及国会财税权的条款所确立的正是无代表同意，不征税、税收法定和拨款法定等原则。

他本人后来也在与布尔的决斗中受伤身亡。盖乐庭在1798年一次众议院演讲中指出：在那段时间（即光荣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种不断扩张的恩主一门客关系和一种体制性的、腐败的影响将议会降格为名义上的代表，一部为政府提供便利来增加自身收入的纯粹机器，一个行政权力借以轻松把手探进入民钱袋的媒介。其中的原则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并且得到了基于同等热情和能力的反对。其中，在1775年3月22日的演讲中，他指出： 当我细细地想这些事，当我明白殖民地的事业，能归功于我们之操心的，大体上说来是很少，甚至没有一桩，他们并不是在防民如防贼的治术的约束下，被硬塞进了这幸福的状态。

在美国宪法史上，这种通过牺牲而获得、通过放弃而拥有的事例非常多，包括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通过放弃一项司法管辖权而确立司法审查权的例子。[53]但它同时使联邦政府争取到非常大的财政权力。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他们讨论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新宪法秩序是如何帮助政府确立了公共信用，从而促进了金融市场的繁荣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 光荣革命中议会势力的胜利导致了五项重大的制度变迁：第一，陈腐不堪的旧财政制度及其所支撑的任性王权被废除，财政危机也因此得到化解。可以说，正是汉密尔顿方案激活了1.8. 1这一宪法条款。

就任财政部长后，盖乐庭一开始似乎是贯彻了杰弗逊路线，采取了减税、加快偿还国债（他上任时美国仍背负着8200万左右的债务）并维持预算盈余的措施。如果失败，联邦政府将不得不收进大量已经贬值的债券，从而蒙受严重损失。

这份意见书中贯穿着汉密尔顿的一贯思想：一方面要求联邦政府来照管公共利益，引导国家的发展方向。偿债基金制度最早由汉密尔顿借鉴英国类似制度而提议，由国会于1792年5月8日通过立法建立。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债务国家化是中央集权化的关键步骤。美国开国者中法律人的比例非常高，对财政宪法奠基起到关键作用的汉密尔顿、杰弗逊和麦迪逊都是律师，乃至于有人干脆把建国之父（ Foun-ding Fathers）改称为建国律师（Founding Lawyers）。美国财政系统的宪制基础正是在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努力下奠定的。如果共和党人在建国之初就掌握了政权，美国的联邦权力也不会像如今这么强大。国家银行纸币的发行可以加快货币的流通，便利纳税和收税。但考虑到公债持有人人数众多，这个措施实际上给许多人带来了实惠，也极大增强了政府的公共信用，使得此后的美国国债发行一直十分顺利，甚至多次出现抢购的风潮。

……（18）制定为执行上述各项权力和由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其任何部门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要而适当的各项法律。而此时同样来自宾州的另一位参议员、汉密尔顿的老朋友罗伯特·莫里斯提出了剥夺盖乐庭参议员资格的动议。

他在致罗伯特·莫里斯的信中写道：国家负债如果不是过分沉重的话对我们来说是国家之福。由众议院而不是参议院来创制征税法案的政治智慧在于，这样可以弱化各州代言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只不过人们一开始表达不满的方式不是反叛或革命，而是请愿。[71] 正是由于汉密尔顿所奠定的国家信用基础，杰弗逊政府在为路易斯安纳购买筹集资金时得以用较低的利率借到债。

只要还债的权责属于国会，他就是国家整合的潜在纽带。[37]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将国家财政的主导权（the power of purse）交给了国会。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在大英帝国衰落之后，英国的辉煌过去在美洲会有它的未来。这些票据由地方性的土地银行发行，难以跨洲流通。

随后的1801年第一次柏柏尔战争的确导致了数百万美元的军费支出。正如《马里兰日报》在1790年2月3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汉密尔顿的筹款建议的读者来信所说：我们的公债状况以及它所带来的尴尬是给我们带来这部《宪法》的那场革命的主要原因。

[29]Bill White, Americas Fiscal Constitution: Its Triumph and Collapse,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4, p. 20. [30]Calvin H. Johnson, Righteous Anger at the Wicked States: The Meaning of the Founders Co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 1．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作者认为1787年制宪的主要动因是建国之父们对坏州的义愤。[74]杰弗逊主要从设立国家银行对各州古老而基本的法律的破坏出发来反对之。

而借债和印钞对公众造成的影响更为隐蔽，更不容易引起注意。各州之土地、建筑物及其改良之价值，应依议会所规定之方式按时估定之。

[79]盖乐庭在担任议员期间完成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制度建设。格兰维尔被英国经过七年战争之后背负的国债数额（1亿4千万英镑）所震惊，同时十分不满他的前任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对殖民地的放手政策，主张采取行动使殖民地居民成为英国国库的贡献者，或者至少不成为帝国的负担监察体制改革，使行使相应职权的主体和机关发生变化，有关监察措施的名称发生变化，但是并没有创制出新的权力类型，也没有根本改变监察措施的性质。1990年《行政监察条例》对此没有作出规定，1997年《行政监察法》第47条规定：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

该章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试点决定中并未被暂停实施。新的国家监察机关行使统合后的监察职能后，行政监察和刑事侦查由多部门串联变为一部门并联，所采取的监察措施多元混合。

如果查处职务违法案件中采取了行政性留置措施，此后案件也未能转为职务犯罪侦查并依法追诉，因其涉及被调查对象的人身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应当设置救济途径，除了监察复议以外，也应当与司法衔接，允许提起诉讼。[24]秦前红：《困境、改革与出路：从三驾马车到国家监察—我国监察体系的宪制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律师介入与国家责任问题。有的地方监察人员为突破案件，既要防止违纪嫌疑人互相串通，又不能造成拘禁或变相拘禁，很大程度上陷人两难境地。